陳煒 黃曉賓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時代中國歷史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65周年暨《史林》創(chuàng)刊 35周年學術研討會于2021年11月19日在上海社科院舉行。與會的上海學者在線下參會四川學護理哪家學校好，來自北京、廣東、江蘇、遼寧、吉林、四川、河南、陜西等省市的學者在線上參會。

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德忠、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郭長剛作會議開幕致辭。王德忠首先對研討會召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65周年表示祝賀四川學護理哪家學校好，對全國各地來到上海社科院的老師表示誠摯歡迎，對全國各地長久以來關心歷史研究所發(fā)展的諸位同志表示感謝。歷史研究所成立65年以來，在中國近代史、古代史、現(xiàn)代史、黨史、歷史地理等專業(yè)領域取得一系列的突出成就，也涌現(xiàn)出許多優(yōu)秀的學術人才。而今歷史研究所召開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時代中國歷史學”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恰恰是貼合時代發(fā)展的需要。王德忠表示，歷史學雖然是以過去為研究對象，但是研究的取向與立場等卻是取決于歷史研究者對于現(xiàn)實的關懷和對未來的思考。歷史學者應當有貫通古今中外的大視野，即使研究小問題，也應胸懷大歷史。郭長剛表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fā)，可形成不同的歷史敘事，而不同的歷史敘事不可避免地存在固有的缺點。因此，為保證歷史敘事盡可能地客觀全面，就要盡可能地擴大研究視野，這也是為什么在此次研討會上同時邀請了許多研究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學者。只有探討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融通發(fā)展，才能摒除固有的缺點，跳出各種“中心論”，系統(tǒng)地認識中國史乃至人類文明的發(fā)展。

與會學者合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史學理論研究》原主編于沛，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歷史所原所長黃仁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章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唐力行，東北師范大學副校長韓東育，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劍鳴，鄭州大學副校長張倩紅，上海師范大學副校長陳恒，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教授辛逸，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霍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周武等學者分別做了大會主題報告。

大會報告第一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郭長剛主持。

于沛指出新時代呼喚“新史學”，新史學的核心是“大歷史觀”。于沛認為，當代中國的大歷史觀，是唯物史觀與時俱進的新的增長點。它與大衛(wèi)·克里斯蒂安、黃仁宇等人的“大歷史”截然不同。而歷史闡釋的現(xiàn)代取向，應當是流動變化的、理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辯證的。

黃仁偉以一帶一路研究作為切入點來解釋“作為世界史的中國史”, 從大一統(tǒng)制度、官僚制度、以懷柔和羈縻為特征的民族融合制度、諸子百家的世界化等方面來解讀“作為當代史的古代史”。

章清以科林伍德、卡爾·貝克爾、馬克·布洛赫的論述指出“想象”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因為新物質與新技術構成歷史想象的基礎，所以應當重視中國近代以來新物質與新技術的影響。近代以前由于過去的遺存物有限，對于歷史的想象十分有限。但晚清以來隨著西方傳入的機器印刷術的普及，導致文本呈幾何增長，賦予了歷史想象極大的空間。晚清的物質與技術的極大進步，導源于歐美肇端的近代世界歷史進程，以此需要立足全球的視野展開研究。同時，時間是歷史學者關注的主題，以物質與技術演進為歷史的技術時間與人的個體時間存在微妙的互動，進而產生了近代歷史的多個面向。章清教授結合自身研究經(jīng)歷，認為技術在近代歷史中存在長期的缺位，但其重要性迫使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梳理。

唐力行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蘇州評彈，追溯現(xiàn)代中國歷史研究中史料與史觀地位的變遷，指出社會史研究是在當代史料與史觀得到同樣重視的局面中脫穎而出的。唐教授接著回顧了他在社會文化史領域的探索，如何從最開始通過英國學術交流項目接觸社會文化史、又機緣巧合涉足蘇州評彈研究、并在轉入上海師范大學后創(chuàng)建研究蘇州評彈的團隊，對自己以及團隊在蘇州評彈研究所做出的成果進行了一一介紹，其中特別感謝《史林》在這一過程中的支持和肯定。

韓東育以“行走的歷史”的方法，結合各方史料、田野調查以及口述資料考察近代中國與日本關系交惡的端點牡丹社事件。他勾勒了歷史記載中的牡丹社事件，日本正是借口琉球島民因海難漂流至臺灣、被原住民殺害一事入侵臺灣，進而逼迫清政府簽訂合約，使得日本獲得對琉球名義上的所有權。華夷秩序經(jīng)由牡丹社事件被撬開了一個點，由此古今未有之大變局開啟。韓教授進而介紹了他在2019年對事發(fā)地的實地考察，通過古今對照的方式，考察原住民代代相傳的對于牡丹社事件的記憶，以及歷史遺存物所經(jīng)歷的時代演化，以獨特的方式還原了牡丹社事件的另一種面向，豐富了關于這段歷史的面貌。

大會報告第二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歷史所原所長王健主持。

李劍鳴在題為《歐美史學的引入與中國史家的話語權問題四川學護理哪家學校好：一個當代學術史的考察》的報告中指出，歷史研究中話語權的含義首先是歷史話語權問題，即對歷史的闡釋由誰掌握；其次是史學話語權，即用何種方式講述歷史。對民族國家歷史的講述是非常尖銳的問題，對于歷史學者群體來說尤為突出。中國學界對話語權的焦慮體現(xiàn)在歐美史學的傳入如何與中國傳統(tǒng)結合，更迫切的問題是中國學術話語權需要在西方話語體系內獲得承認，進而指出根本問題根源在于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與現(xiàn)代史學的斷裂。針對話語權問題，他提出了以下四點方法：其一是繼續(xù)師法西方，以西方話語權為主導；其二則是挖掘傳統(tǒng)，恢復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中心地位；其三是提粹和綜合，實現(xiàn)中西交融互鑒，進而開發(fā)新的話語體系；其四是實行奧利匹克競賽，開展中西之間的學術競爭。

陳恒的發(fā)言《學術不能內卷，知識在于流動》同樣關注中國學術界話語權問題，指出當下我們仍應認清現(xiàn)實，繼續(xù)在自身實力上下功夫。他提出三個方面的建議：第一，學術不能內卷，不應該無視歐美學界的地位和發(fā)展，不然其消極影響首先會導致文化狹隘主義，其次會否定域外文化。第二，在如何看待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上，反對全盤西化和全盤否定，贊同在承認既有歷史事實下的競爭，努力趕上與歐美學界之間的差距。第三，強調知識生產的重要性。他統(tǒng)計了詳實權威的學術出版數(shù)據(jù)，并指出在世界學術出版版圖中，無論是學術刊物還是學術著作等各個方面，中國所占比重都比較小，在歷史類期刊方面尤為突出，中國在支持知識更新方面與歐美同行仍有較大差距。

張倩紅的報告圍繞文明交流互鑒視域下的周末休息制展開。她表示，周末休息制起源于猶太人的安息日制度，安息日制度標志著時間管理觀念的形成，也是猶太人身份認同的標志。她追溯了這一制度在歐洲和中國推廣確立的過程，指出周末休息制的產生和普及，是猶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中華文明等多文明交流互鑒帶來的結果。

辛逸的報告題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理論的再闡釋》，勾勒新中國理論提出的背景與歷史發(fā)展過程，指出改革開放后民營經(jīng)濟得到長足發(fā)展，對非公有制經(jīng)濟在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是對新中國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jīng)濟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

霍巍的報告題為《近年來高原絲綢之路考古的新收獲》。他指出中古時期地處青藏高原的吐蕃在與中原地區(qū)交流頻繁的同時，與中亞、南亞存在密切的聯(lián)系，對此嘗試從考古發(fā)現(xiàn)的實物進行證明。他分別介紹了中國與尼泊爾邊界西藏吉隆地區(qū)中古時期遺址、西藏阿里漢晉絲綢之路遺址、青海都蘭血渭“2018一號大墓”、海西州烏蘭縣吐蕃壁畫墓葬四大考古發(fā)現(xiàn)，從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和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發(fā)掘出中原、中亞、南亞文明因子，以及多元文明交融產生的印記。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青藏高原自古以來就與外界保持密切聯(lián)系與交流，在史前時期就有固定的通道。而處于亞洲腹心地帶的吐蕃王朝極大拓展了對外交流的孔道，形成網(wǎng)狀結構交通路線，產生深遠的影響。因而高原古道是連接“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主干道之一，應視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周武的報告題為《中國知識的世界化與世界中國學的興起》。他指出，大航海時代后各地的區(qū)域史連接成為世界史，中國知識由此得以通過傳教士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傳播到歐美，開啟了中國知識的世界化進程。但知識的傳播面臨許多困難，包括耗時長久、交流零星、語音障礙等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知識在世界的擴展更加普及，進入許多國家的教育和研究體系。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研究經(jīng)歷了諸多變化，首先是研究內容上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受到重視。其次是代際的變化，研究人員不再受過往的困難，在研究上獲得許多便利，尤其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國際青年漢學家項目每期邀請和選拔來自20多個國家的50多名青年學者來到中國，接受系統(tǒng)的中國學的訓練。也正是通過國際青年漢學家項目，得以組織起囊括近百個國家的學術交流的跨國網(wǎng)路，促使世界中國學研究的興起。

會議現(xiàn)場（攝影：陳湟）

下午的研討分兩個分會場同時進行。在第一分會場，學者們圍繞“歷史研究的新領域、新視角、新方法之一”以及“中國史前沿問題”兩個主題展開研討。

張生（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圍繞“現(xiàn)代物理學的借用：歷史研究的新可能”展開討論，認為物理學的概念和理論可以啟發(fā)并運用于歷史研究。趙立彬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探討“孫中山研究應如何創(chuàng)新”，宋雪勤（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討論中共黨史學的話語體系建構，劉增合（暨南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系教授）圍繞晚清“隱匿財政”管控的糾結，探討晚清財政運作中如何平衡京省之需的隱匿外款挖掘行動，戴鞍鋼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以晚清江南為例探討中國史研究的世界視野。徐有威（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大學中國三線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報告圍繞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新領域——后小三線建設展開。他表示，1980年代三線建設調整之后的后小三線企業(yè)的命運值得高度關注，正本清源，全面詳盡研究這些有著原小三線背景的企業(yè)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貢獻，將成為“四史”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出色案例。楊偉兵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歷史地理研究》編輯部主任）的報告聚焦土司歷史地理與新時代的邊疆民族史研究，李玉尚（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的報告則圍繞中國維持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經(jīng)驗——水面利用的視角展開。樊如森（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介紹了東北亞歷史經(jīng)濟地理研究的新進展，姜成洋（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 則圍繞家族史研究展開討論。

在第二場報告中，巴兆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探討了《大明一統(tǒng)志》的諸多問題，錢杭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介紹了水庫學的框架，包括水庫地理學、水庫歷史學、水庫環(huán)境學、水庫經(jīng)濟學、水庫社會學等，王敏（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探究了五卅運動中的工人罷工維持費，馬俊亞（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分析了明清淮北地區(qū)地名變遷與水患成因，張海榮（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以集體化時期鄉(xiāng)村民間臺賬為例討論民間臺賬挖掘利用與黨史國史研究的深化，徐茂明（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著重討論近代變局下“無紳不劣”印象的形成，宋鉆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講述自己在《蒙塔尤》的啟發(fā)下思考和改變寫作方式及選題的過程。方書生（上海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討論近代中國年鑒的生成及其意義，廖大偉（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討論“刺宋案”與歷史走向的分岔，羅婧（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濤（復旦大學歷史研究中心講師）《上海道契》和《行名錄》資料為主，并利用GIS技術，探討了近代上海醫(yī)療體系的分布與演化。

第二分會場的學者們圍繞“學科體系與話語體系建設”與“歷史研究的新領域、新視角、新方法之二：社會史、政治史、中外關系史”展開研討。

第一場討論中，學者主要關注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脈絡的梳理，尤其注意中西學術之間、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交流互鑒。

向榮（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報告題為《R.H.托尼與英國百年史學》。R.H.托尼是20世紀英國影響最大同時也是最有爭議的歷史學家，向榮教授從托尼聲名的起伏探討英國史學界百年來的變化。他指出，20世紀90年代英國史學危機的發(fā)生，在與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的論戰(zhàn)和對英國史學自身的反思后，作為英國傳統(tǒng)史學的奠基人托尼重新受到重視。托尼是英國經(jīng)驗主義史學傳統(tǒng)的代表，強調宏觀把握和整體性研究的能力，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是將專業(yè)知識服務于社會的典型范例。吳英（《史學理論研究》常務副主編）在報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思考》探討史學理論與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三大體系建設的關系。王立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在報告《在世界歷史中發(fā)現(xiàn)中國：關于世界史和中國史融通發(fā)展的若干思考》中指出，可以通過視角轉換和新領域打通世界史和中國史兩個領域。其一是考察世界潮流對中國的影響，特別是需要追根溯源世界潮流如何在原發(fā)地展開；其二是探究中國對世界進程的影響，其途徑一方面是改變自己、另一方面是主動行動；其三是在中國發(fā)現(xiàn)他者的歷史，即在中國有過生活經(jīng)歷的外國人回到母國發(fā)揮影響力；其四是在海外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其五是通過比較的方法理解中國。黃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的報告題為《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與中國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他認為古代希臘和中國都存在對“我者”與“他者”轉化的現(xiàn)象，指出比較研究不僅能夠促進對問題的理解，而且也受到中外學界的歡迎，需要得到重視。對此，嘗試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共同點——“華夷之辨”入手，回答公元5世紀后期希臘族群認同是否出現(xiàn)從以血緣為中心的認同轉向文化認同的現(xiàn)象。通過比較古代中國和希臘蠻我的相互轉化，論證在中國古代思想中華夷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但古希臘文獻沒有一般轉化的表述，血緣紐帶始終是一個重要因素。夏繼果（首都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在報告《比較史學的發(fā)展與演變——兼談世界史與中國史的融通發(fā)展》中指出從全球史的發(fā)展歷程來看，比較研究與互動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許多成功的全球史著作都屬于比較研究。全球史在發(fā)展的過程中，研究方法經(jīng)歷了從比較研究到互動研究的轉變，兩者從互斥到有機結合。徐善偉（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如何建構當代中國歷史學話語體系四川學護理哪家學校好？——以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界對西方史學的接受與創(chuàng)新為例》中論述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界的專業(yè)化和新史學潮流是受西學東漸影響，指出中國史學的發(fā)展需要借鑒西方和繼承傳統(tǒng)并重。俞金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在報告《從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機構設置看世界史研究的現(xiàn)實取向》中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設立的11個研究室，并指出其機構設置背后的現(xiàn)實關懷。高曉林（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的報告圍繞海外關于百年中共紀念研究展開，指出紀念活動具有保存記憶和塑造形象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紀念活動在國內具有提升凝聚力、加深民眾對中共歷史認知的作用，是國外認識與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平臺。韓志斌（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的報告《文明交往理論：世界史學科體系的話語創(chuàng)新》介紹其所在的中東研究所前輩彭樹智老先生的文明交往論。該理論是從自然史和人類史的歷史性交往進行的考察，提出人類文明交往是一種人類生存、生產、生活、生命活動中所產生的歷史哲學觀念，強調不同文明間和相同文明內人與人、自然、社會的交往關系，提倡“和而不同”的文明交往至高境界。

在第二場討論中，學者們討論的主題多元，內容囊括了古代、近現(xiàn)代和當代全時段以及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等多領域，并且都突出了與西方學界積極對話的自覺。

于文杰（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的報告從歷史邏輯、學術淵源、社會基礎、個人因素四個角度入手介紹約翰·洛克的分權學說，并對其“分權”思想進行哲學評估。沐濤（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大夏書院院長）的報告從全球史視角看大西洋奴隸貿易，嘗試考察大西洋奴隸貿易的興衰及其對非洲和歐美的不同影響。張勇安（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報告《何為跨國史四川學護理哪家學校好？跨國史何為？：醫(yī)療社會史研究的跨國轉向》以大數(shù)據(jù)展示跨國史研究的興起，指出其成為新的史學潮流，并以此對醫(yī)療衛(wèi)生史研究“再定向”，認為長期以來民族國家是醫(yī)療衛(wèi)生史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或單位，全球僅僅是遙遠的背景，這種研究路徑越來越收到挑戰(zhàn)，應當嘗試從全球和跨國的視角探討醫(yī)療的多樣性。梁志（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主持工作副主任）的報告圍繞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冷戰(zhàn)史研究展開，在進展、缺憾與進路方面做了論述。李秉忠（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的報告探討西方外交官對土耳其民主黨執(zhí)政時期選舉政治與宗教復興的觀察和認知，由此反映出西方對于土耳其認知的矛盾以及對自身利益的關注。郭丹彤（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的報告《古埃及文明的失落與重構》介紹國內的埃及學的現(xiàn)狀，隨后從宗教習俗、語言文字、國家政權三方面論證古埃及文明的失落，指出意識形態(tài)上的衰亡是根本。而埃及學的產生是緣于商博良破譯了羅賽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使得古埃及文明得以重構。金大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討論了當代城市環(huán)境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指出當代中國環(huán)境治理應吸取經(jīng)驗教訓，在意識、社會、法制、技術多方面著手。楊長云（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在報告《民族國家、殖民主義、現(xiàn)代化：西方話語下的亞洲城市史研究》中指出，亞洲城市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中受到特殊關注，二戰(zhàn)前歐美學界對亞洲城市研究較少，二戰(zhàn)后開始進行比較視野的亞洲城市研究。近年來城市研究出現(xiàn)新突破，從技術層面轉移到人的層面。歐美學界對于亞洲城市的研究，體現(xiàn)在殖民緯度、民族國家緯度、現(xiàn)代化維度三方面，間有對于社會主義城市的討論，尤其強調城市研究中人的中心地位。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